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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，朱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，从体系到方法全面转向心学。

他说：圣贤之所谓道，原丽乎事物而有，而事物之接于耳目与耳目之得被于事物者，则有限矣。自古以来，钻木、阳燧、筑坝开渠等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活动。

[21] 就是说乱极而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，这个必然规律君子是可以认识和预见的，并且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实现这种转化，如同深入巢穴拿获禽物那样取得胜利。这个标准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标准，他骂农民起义领袖是盗贼，骂劳动人民为禽兽，无仁义之心，就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立场。在复杂多样的事物中，人的耳目见闻总是有局限性的，有见而未闻者，有闻而未见者，王夫之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。但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掌握它，并使它对人类发生功用。当其顺而利存，当其逆而利亦未尝亡也。

但是他已经从认识论的角度，对行作了一般意义上的解释。[33] 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·系辞下传第五章》，第218页。这实际上是针对朱熹体用分离而言。

凡是他所能作的，他都作了。总之，朱熹哲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，充满了矛盾。均是人也，则此与生俱有之理，未尝或异。[14]《论语子罕篇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五。

[55]《艮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四。[51] 这就表现了重道而卑器的思想倾向。

如何穷理，即如何认识事物的规律？王夫之提出了他的认识论的方法。[77]《梁惠王上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八。[92] 这里所谓异端，并不是指朱熹理学，而是指陈白沙、王阳明一类心学。王夫之关于情欲关系的论述，是否符合心理学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
……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。[56]《乾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一。张载说：太虚无形，气之本体[1]，这是以气为本体。[21]《周颂一》，《诗广传》卷五。

这样说来，他又把积极能动的方面让给了气，这无疑也是一个矛盾。就致知说，虽然也用思，但归根到底是认识心中固有之理。

[54]《系辞上传》，《周易内传》卷五上。……一阴一阳之道，天地之自为体，人与万物之所受命，莫不然也，而在天者即为理。

朱熹作为集大成者，把张载、二程、周敦颐等人的思想加以总结，熔为一体，建立了完整的理气观。朱熹并不反对张载关于气的学说，但反对张载以气为本体的思想（张载的学说本身有严重弱点），对清虚一大的争论，正反映了两种哲学主张的不同。在主观同客观、反映同被反映的关系的问题上，他的著名的能、所理论，已为大家所熟知。他说：性为天所命之体，心为人所授之用。其实，在朱学内部也有分化。王夫之又认为，感性器官和思维器官义是有联系的，耳目之于心，非截然而有小大之殊。

他以道言性而以诚言心，诚便虚，虚便实，实则是理，即是性。他说：天者，理而已矣，得理则得天矣。

夫道之生天地者，则即天地之体道者是已。这种学说使他的理论带有很大的灵活性，在改造朱熹哲学中作出了积极贡献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，但同时也有很大的不彻底性，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陷入矛盾。

这个矛盾，又一次表现了朱熹哲学的两重性。因此，不能以天道废人道。

所以发能而能必付其所，这是反映论的哲学。心统性，故诚贯四德，而四德分一，不足以尽诚。[37] 他虽然以自然之理论天，但天理既是人性的来源，这就很难和朱熹的天人合一说划清界限。但是，一个称得上体系的哲学，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，决不能超出自己的时代。

[26]《系辞上传》，《周易内传》卷五上。故告子谓食色为性，亦不谓为非性，而特不知有天命之良尔。

[48]《系辞上传第十二章》，《周易外传》卷五。感物而动，是为了即物而穷理，即就形而下之中认识形而上之理，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外表即所谓迹上，更不能受到感情的扰乱。

其次，他论证了性情欲的统一。[58] 道与川流的关系如此，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也是如此。

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事实，也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。所体而能用，这是一元论的哲学。他说：心之为天下之大本者有三，三者贯于一，而体用之差等固不可混也。他说：耳目之官不能思，故蔽于物，……唯心之官则思，故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，惟在人思不思之间耳。

作为灵明之心，它是认识器官，以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为认识对象，同时又以自身为认识对象。因此，在朱熹那里，气不仅是理用以构成世界的材料，而且是理的产物，这就是理先气后的原意。

[10] 这同他的理本论不是又矛盾吗？此外，朱熹认为，理是主宰世界的本体，而理无形象，只是洁净空阔的世界，气便粗，有渣滓[11]。[103]《大正篇》《正蒙注》卷四。

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，思辨为主，而学问辅之，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。他和二程一样，以理为最高本体，但他和二程又有很大区别，就是他很强调气。